中共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并强迫境内藏人举行庆祝活动。许多藏人认为，这一纪念日正是针对流亡藏人每年3月10日纪念的“西藏抗暴日”而设立的。
尽管中共宣称在1959年之后废除了“农奴制”并实施了“民主改革”，但根据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所谓“改革”期间实际发生了严重的人权灾难：大量藏人被错抓、错判，多人在狱中丧命；大量藏传佛教寺院被毁，僧侣被迫还俗；有些地区甚至爆发了严重饥荒，许多藏人因断粮而悲惨饿死，这在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直到今天，中共不仅没有对这一历史浩劫进行反省，反而无耻地将这段黑暗历史粉饰为“解放西藏农奴”的光辉历程。 本文通过查阅历史文献，有理有据地揭露中共编造的弥天大谎，还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1、引言
如今提到西藏，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印象：“在黑暗的西藏旧社会大部分藏人都是农奴，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藏解放了百万被奴役的藏人。” 对中共统治有异议的藏人通常会面对这样的攻击：“你们是想回到旧西藏恢复农奴制吗？” 而年仅24岁就被迫流亡，毕生倡导慈悲与非暴力理念的达赖喇嘛尊者更是被抨击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共当局的反复灌输。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发布：“在旧西藏，95%的藏族人民是世代农奴”，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更是宣称“解放农奴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
然而，中共所宣传的一切真的有历史依据吗？
2、历史古籍遭篡改 百姓莫名变农奴
中共用以支撑“西藏农奴制”的主要历史证据来自于中共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的著作《达赖喇嘛传》。中共常常引用该书内容来支持自己对大藏区拥有统治权的立场。然而，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经过大量查阅古籍与多方了解发现了其中偷梁换柱的破绽。
根据后来《圣武记》记载的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五世达赖报理藩院的数字，当时全藏黄教寺庙共三千四百七十七所，喇嘛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人（其中属于达赖方面的寺庙为三千一百五十所，喇嘛三十万〇二千五百六十人，属于班禅方面的寺庙为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人）。属于寺庙的农奴共为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户（其中属于班禅方面的农奴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每户如以五口计，属于寺院方面的农奴共约六十四万余人。
来源：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09，页31
据牙含章所言，他引用了清朝时期的作家魏源的著作《圣武记》（成书于1840-1850年间）作为对于西藏农奴的历史记录。然而，让我们看看《圣武记》中相对应的原文：
達賴喇嘛所轄⋯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喇嘛［一］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士二戶。據乾隆二年理潘院造册。
来源：魏源，《圣武记》卷5〈西藏后记〉，中华书局出版，页226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牙含章直接把清代史著中提及西藏部分的百姓二字直接篡改为了农奴。更可笑的是，牙含章在其书中写道：“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五世达赖报理藩院……” 任何熟知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世达赖喇嘛早于公元1682年就去世了。
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共权威藏学家编造谎言的滑稽和拙劣。
在藏文中，“མི་སེར།（mi ser）”一词原意是表示百姓或者平民。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入侵西藏时起草的一封文书中，“人民解放军”中的“人民”一词就被翻译成了藏文单词 “མི་སེར།”。
后来中共为了合理化对西藏的统治，淡化自身外来侵略者的身份，把矛盾转移到藏人社会内部，刻意给这个原先表示平民百姓的单词新添加了“农奴”的政治化意涵。可以说，“农奴”一词是中共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 3、旧西藏真正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
藏人的传统家园大藏区（བོད་ཆེན་པོ།）包含卫藏（དབུས་གཙང་།）、安多（ཨ་མདོ།）和康区（ཁམས།）三个区域。其中，安多和康区的多数藏人世代以游牧为生，又何来“农奴”之说？
在1959年之前，西藏（主要是卫藏地区）噶厦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即普通平民（མི་སེར།）、贵族（སྒེར་པ།）和僧侣（གྲྭ་པ།）。普通民众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农民（ཞིང་པ།）和牧民（འབྲོག་པ།）。在这些民众中，农民占60%，牧民占30%，手工业者占10%。当时西藏的土地分别归西藏政府、寺院和私人所有，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租种土地来维持生计。不论是称西藏的土地所有者为领主还是地主，其与租户的关系与当时中国的情况并无不同。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上缴的租赋，仅占年收成的2%至4%，若遇天灾，还可以免缴。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这种关系曾在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不可否认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确存在阶级不平等，但这与中共宣传的“农奴是会说话的牲畜”风马牛不相及。
藏人作家安乐业指出，中共在描述所谓“西藏农奴制度”的文字里做了很多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农奴阶层”全都是藏文音译而非意译，如平民的三大阶级：“差巴”、“堆穷”、“郎生”等，藏语中的“差巴”（ཁྲལ་པ།）是“纳税人”，“堆穷”（དུད་ཆུང།）是“小户农工”，“郎生”（ནང་གཟན།）是“家里雇工”, 他们有机会成为管家或贵族代理人，通过自身努力在这三种阶级间流动。中共把农民歪曲成“农奴”，实在是别有用心的文字游戏。按照中共的逻辑，汉地的农民在封建时代也一样都是“农奴”。
而现在藏文中表示农奴的词“བྲན་གཡོག”是从汉文中再造翻译的。藏语中的“བྲན་གཡོག”本意是（“小”仆人），引申为属民、地位低的仆人等, 根本不具有中共根据马克思社会历史阶段论提出的类似在旧俄国存在的农奴制等的意思。
拍摄于1942-1943年间（中共入侵之前）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位藏人平民手工业者
拍摄于1942-1943年间的照片，主人公是藏人女性农民和牧民
4、对比中国清朝的奴隶制
许多人已经遗忘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时期的中国真实且广泛存在的奴隶制。
官修法典《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规定对奴婢的处置：
①凡奴婢殴家长者，有伤无伤，预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斩。杀者，故杀、殴杀，预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监候。
②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来源：《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
翻译成现代文：1. 凡是奴婢殴打家长的，不论是否造成伤害，预先参与殴打的奴婢，无论是主谋还是从犯，都要被斩首。若是奴婢杀死家长，不论是故意杀害、殴打致死，还是预先参与殴打的奴婢，无论是主谋还是从犯，都要被处以凌迟（千刀万剐）之刑。因过失而杀死家长的，处以绞刑，并监禁一段时间后再执行。
2. 凡是汉人家里生的奴仆，或者是通过契约买来的奴仆，或者是婢女招配（嫁给）后生下的子女，全部都属于家里的奴仆，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要永远为家主服役。婚姻配偶都由家主决定。
可见清朝政府制定了关于奴隶制度的明确法律条文。然而西藏历史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法令明确规定“农奴制”。通过查阅古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清代和民国的史著也没有一字提及西藏农奴。
这更加证明西藏农奴制是中共占领西藏之后才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概念。
5、对比中国古代的酷刑
中共在宣传中大肆渲染西藏农奴酷刑，然而这些酷刑真的全都是西藏本有的吗？
藏人作家唯色（འོད་ཟེར།）在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西藏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中国带过去的。”比如用于限制犯人行动的“木枷”，在西藏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རྒྱ་སྒོ།，意为“中国门”，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另外一种叫做“拶指”，也就是夹手指的刑具，也是由中国引进至西藏的处罚，我们在中国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
中共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中展出的很多诸如此类的刑具，很多其实都出自古代中国人自己的发明。
当然，就如很多同一时期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样，西藏本土曾经也确实存在过严酷的刑罚，但我们要明确一个国家有无酷刑和有无奴隶制是两回事，并且在20世纪初，许多藏人精英就已经有了变革体制的意愿。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评价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先进。
在191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着手变法，他从英国引入了司法制度，修改了旧有的刑法，并推行于西藏全境，废除了死刑并减少了肉体刑罚。这是一次源于藏民族内部精英主导的制度更新和现代化改革，而现在中共在大肆渲染旧西藏的落后时，常常对上世纪藏人做出现代化改革的这段历史避而不谈。 
中共展出的“西藏酷刑刑具”原型出自明朝的一本图解
6、中共编造农奴制谎言的居心何在？——假借“解放”之名义的殖民
其实，中共解放军最初进军侵略西藏时承诺要“维持西藏现有的社会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根本没有提及“解放农奴”。中共政府接管西藏后的前几年也保留了当地贵族对农民的权利。
在1959年，各地区各阶层的藏人都不满中共统治，由此爆发了西藏抗暴运动并遭到中共武力镇压，导致了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那之后，中共为了找到合理的借口殖民统治西藏，这才凭空捏造出了“农奴制”这个政治概念。如此一则是把藏人社会面临的矛盾由外来侵略转为了内部阶级斗争，让阶级矛盾超越民族矛盾，鼓动藏人之间互相批斗，由此坐收渔利，巩固了自己对西藏的统治。二则是中共通过把旧西藏妖魔化为黑暗、野蛮、落后的“人间地狱”，丑化西藏在国际上的形象，以此来合理化对藏区的强迫改造和对藏文化的打压与灭绝。
藏学家达瓦诺布教授在自传《红星照耀西藏》表示，“农奴”等观念对中老年藏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萨迦县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乌拉、反封建制度，减租、减息）时，一位汉人问一位老妇人：“三大农奴主是谁？”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过“农奴主”这个词，她回答：“党”。年轻藏人学会“诅咒旧社会，赞美新社
会”的诀窍后，就能应付政治运动。7、“农奴制”不是侵略的理由！真正改革的选择权应该在藏人手里
前文提到清朝时期的中国有过明文规定的奴隶制，同时还存在凌迟等酷刑和裹小脚、溺死女婴这样压迫女性的陋习，按照中共的逻辑，中国解放军进藏解放农奴是出于正义，那么英、法等国是否也有权进军“解放”大清呢？（注：晚清鸦片战争时英、法已经废除奴隶制度。）
然而，无论彼此的文明发展如何，一个民族假借“解放”之名去侵略和殖民另一个民族都是不道德的。
藏人不需要外来的民族去解放或是拯救他们。几乎全部由汉人领导支配的共产党凭什么把自己摆在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救世主的位置上？把别的民族描述成野蛮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之类，因此需要另一个更“先进文明”的民族去解救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民族沙文主义。话说回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一样，西藏社会绝对不是完美的，旧西藏制度确实有与现代化不相容之处，但那也应该由藏人自己做决定去改革它——像前文提到20世纪初西藏政府已经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由不着别的民族替他们做主。
赞(76)
